内容摘要 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是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局中展开的，其间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的交叉重叠，使这一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史学作为传统积淀最深的一种学术，在这方面的转型尤具典型意义，其中有不少理论问题都值得我们反复体认和思考，方能接近事实，用鉴未来。提出对史学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度、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起伏消长，以及历史知识传播与社会互动等问题的再考量，用意正在于此。

关 键 词 中国史学 现代转型 思潮与流派 知识传播

作 者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学术史研究的不断升温，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讨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有关史家、史著、思潮、流派，以及史学各分支学科史的研究成果纷纷面世，但其中仍有一些史学现象和理论问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本文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路径、史学思潮与流派演变格局，以及历史知识传播特点的讨论，即属这样一种思考。

关于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路径

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虽然涉及所有的学科领域，但对于各学科来讲，其变动的程度和内涵实不尽相同。大体来说，有三种情形：一是本土原无此学科而完全从外部引入者，如社会学、人类学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等；二是本土学术中虽有一定根基，但需完全按新形态重新组合者，如考古学等；三是传统学术中原有此学科且本身框架较完备，经注入新理念和建构新体制而实现其改造者，这类学科最少，史学即其中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中最具典型的一种学术，而其本身极为深厚的学术凭藉，也必然要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就决定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尽管是在西学东渐直接刺激下开始的，并且其中还吸收了大量“西化”的因素，却绝非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自身内在因素尤其是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作用下，呈现出相当明显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史学现代化的路径看，一般认为，西方是以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主义学术观，作为摆脱中世纪学术依附于神学和开启现代史学独立性的新契机。但在中国，虽然20世纪初王国维便发出过类似的呐喊，但应者寥寥。新文化运动前后，认同“为学术而学术”等观念的人似乎多了起来，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不仅如此，在传统史学转型的一些重要关头，学术界强调的也往往是经世意识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风气之变就是以龚、魏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开始的；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其开创现代史学的名篇《新史学》中，劈头就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1]打出的同样是强化史学的社会经世功能的旗号——当然其服务对象已从旧史所关注的帝王将相转向社会进步与国民。

又如，西方文化走向近代是以“文艺复兴”开其端的，中国自晚清起，也有人憧憬过“文艺复兴”的出现，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和《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一再称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为特征，“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2]邓实更认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术之盛，足与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学术相颉颃，故振兴民族文化，亟应复兴先秦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如此，“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3]实际却不然。纵观历史，无论东西，凡文化上的大变局，尤其是一种质变性新飞跃的产生，除了社会本身提供的物质条件外，大多是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相互撞击和融合的结果。“文艺复兴”中被重新发掘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与西方中世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文化本属不同传统和系统的文明，西方近代文化正是在这两大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撞击中破茧而出的。而先秦非儒诸子学说虽然在汉以后的文化史上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却从未像古希腊罗马学说在西欧中世纪那样遭到过长期湮没无闻的命运，事实上，诸子学说不仅与儒学属同一文化系统和时代的产物，且长期维系着主辅共存、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兼容的文化格局。提倡“复兴古学”和恢复诸子应有的学术地位，固然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却难以导引中国文化走上现代化即一种具有质变意义的新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现代文化与学术的巨变，决非由本系统内不同派别冲突和整合酿成，而实乃本土和西方两大不同系统文明相互摩荡交汇的产物。

其次，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这一历史学运作的核心层面看，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似乎也是尾随着西方的某种理论或方法体系展开的，具体来说，20世纪前半叶表现为以宗奉西方实证论的新考证派为主流，后半叶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统天下。但现在看来，此种笼统的结论应当重新加以审视。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不外乎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基本史实的认定，二是对历史的理解或解释。前者通常包括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证排比，为整个历史研究的基础；后者包括对历史因果关系及其是非得失的分析和意义的追寻，形成历史研究的认识升华。由此两个层面考察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应当看到，在史料和史实考证的基础工作方面，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倡导的所谓“实证史学”，其实并未改变清代以来考据学基本方法和治学路径，不少人按照胡适的说法，认定清代朴学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以致他们所从事的“实证史学”用的是西方的术语，走的却基本是乾嘉以来的传统史学路子，或者仅仅是这一路向的拓展。这一点，即使是主张按近代自然科学标准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傅斯年也不否认，他公开宣称：“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因为“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惟一的正当路径”。又说：“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4]对于胡适的“科学方法”，与其亲近的一些朋友也以为“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5]而胡适晚年，竟向何炳棣自陈：“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是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乃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6]胡适和傅斯年都是如此，遑论其他人。自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学者在尝试运用由西方输入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从事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但总的来说，并不占主导地位。

而在历史解释层面，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走的明显是西学路子，从20世纪初进化论的流行，到“五四”以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历史解释系统的流入，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属于中国传统历史解释系统的循环论、治乱得失论、复古论等大抵皆式微不堪。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期间，传统与现代（尤其是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决或你死我活之争，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类似生命运动的新旧交锋、新陈代谢之状；作为异质文化的西学在输入中国之后，尽管与传统中学有过剧烈的冲突，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两者之间仍存在着相互制约和摩荡融合的一面。这种情况，不仅在史学现代化的路向及其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重新构筑方面有所表现，在现代学术运行制度的建设和运行等方面同样有所反映。正是这种相互制约和融合的趋势，才使中国学术现代化刻上了自己的个性。

如何认识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演变格局

史学思潮与流派，是近年史学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问题。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坛上涌起过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潮与流派，其中影响最大者，厥为科学实证、唯物史观和民族本位文化三大史学思潮。

科学实证史学是西方近代科学日趋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其目的是按照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改造历史学，使之跻身于现代科学之列。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以后大盛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潮都属它的派生物。不过，这两种“科学实证”的理论关注侧重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吸取了法国孔德、英国巴克尔和斯宾塞，以及日本文明史学的社会进化论观点，肯定探究人类历史的“公理公例”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所在。后者则基本放弃了这一目标，而转以师法德国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相标榜，其工作的着眼点主要在文献或史实的整理考证。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科学方法派（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古史辨派（以顾颉刚等为代表）、新考证派（以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为代表）等史学活动，大抵都属这一思潮的派生物。

唯物史观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学理观指导下的一种史学实践。过去对这一思潮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些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史学。但实际上，由于唯物史观本身的科学性和学术魅力，它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决不局限于共产党人内部。如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论战各方——无论其党派和政治立场如何，多从唯物史观吸取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当然各家均有程度和理解上的不同）。很显然，这完全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身旺盛生命力的感染影响所至，因为当时并没有外在的人为因素要强制学者个人这样做。不仅如此，在现代一些非中共党人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家论著中，有时也可以看到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或某些观点的采纳。凡此，皆应列入这一思潮加以考察。当然，与此同时，也应对其中存在的不同情况，特别是各方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接受程度和运用特征作出区分和深入剖析，且不宜把受到唯物史观影响或运用了一些唯物史观方法研究历史者都一概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一思潮对现代史学的实际影响。

民族本位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最具深厚本土历史根基的一种思潮，在举世趋新史家普遍倾向改用西法治史的潮流中，该思潮打出了以本土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史学建设主张，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各种观念冲突争论的曲折特性。这一思潮所倡导的理念，往往具有整体文化的性质，着眼点也在整个现代文化建设的路向上，而非单纯的史学思潮，只是其学术主张、治学风格等在史学上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人文主义史学皆体现了这一特征，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此三大史学思潮，此起彼伏，互争雄长，交替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并使该时期史学的主流呈现出一种多元并起的气象。大抵1920年代之前，科学实证史学为当时史界影响最大的思潮；自1920年代末起，唯物史观史学在学术界异军苍头突起，至1930年代前期，声望更是一度盖过前者而成为新史界的主流思潮之一，以致其时“大多数‘新作家’的脑后，都隐隐的蹲立着一个普罗革命的神像，前期所高唱的那套‘实事求是’、‘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派科学谈，到此时乃一贬而被斥为一种布尔乔亚避免现实麻醉人生的丑技。革命——普罗革命——必须是一切写作的目的”；[7]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人认为乃是由于“社会主义原是出发于人道主义，因此，许多有良心的读中国书的人，常常抱着《礼记》中的《礼运篇》来接受社会主义。其次，社会主义是发生于西方世界，而又是对西方世界加以批判的思想；在它是‘西方的’这一点上，可以满足我们‘西化’的要求；在它是修正或打倒资本主义的这一点上，又可以满足我们对西方的憎恨……所以接着五四运动而起的，实际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这因国民党十三年的联俄容共而更增加其气势。当时的政治团体，各有一部分从事文化思想工作的人，也各有其文化思想；但粗略的说，没有哪一个团体和社会主义绝缘”[8]。及至抗战军兴，倡导民族本位文化的史学又上升为最具时代影响力的思潮。可见其间的势力消长，莫不与时局之变化息息相关。

多年来，谈及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一般多以为非实证史学莫属，其他思潮和流派只能处于次要或边缘的地位。而依据“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这一原理，唯物史观主导下的史学（因其根本上反映着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意识）当时更不可能成为主流。

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体制下，整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固然完全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主导，学术的走向亦往往受制于统治集团的意志，从而形成“学统”完全依附于“政统”的格局。但进入民国后，这种“学统”依附“政统”的关系却遭到了明显削弱。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北洋政府和蒋介石集团自甘放宽对社会学术文化的掌控，而是形势所迫，情非得已。事实上，这两个政权虽说代表了中央，并都希望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文化上亦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诩，但由于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势力互争雄长，其后更有红色根据地政权的存在，不独其政令无法真正达到全国统一，对社会学术文化的“统制”也不能不始终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不但如此，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帝制的过程中，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曾在宣传革命和武装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利用国内军阀统治形成的地区政治不平衡，为自己争得了相当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五四”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面宣传的除了共产党人，也包括了一些国民党人士（如胡汉民）等。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国共分裂，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界限日见分明。不过在学术领域，其明确分野似乎要显得更晚些，在此后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政治立场不同的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在学理上举起过唯物史观，用以证实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对方，便说明了这点。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共建立的红色根据地成为思想主流，即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里，一些教师也可公开讲授马克思的学说。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同样如此。

可见，中国现代史学主流出现这种多元争锋的局面，正是当时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处于大变动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

这里，还应看到，此三大史学思潮之所以能在其时众多的史学理论流派中脱颖而出，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影响，除了因缘际会和其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某些长处外，最主要的，乃是因为在现代史学的建设过程中能自觉地注意融合中西之长，并在本土文化中找到了合适的生长点，由此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根基之故。在这方面，科学实证史学主要表现为西方实证主义与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传统考据方法间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观及其积极投身改造世界的革命观，则与传统文化注重“经世”和勇于参与现实的精神达成了融会；民族本位文化的史学虽偏重于强调本土传统的继承，然对外来文化也能注意探究吸纳，其致力于总结弘扬传统文化的实践，虽曾被时人视为“保守”之举，却同样是现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传统文化需要在批判中实现更新和发展，但也需要后人的惜护，因为一个失去了文化之根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现代世界的，这也正是该思潮具有绵延不绝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史学思潮和流派之间既充满着矛盾斗争，也存在着相互关联。因此，在讨论中，不仅要注意揭示其各自的特点、相互分歧的焦点及对史学演变的影响，还应体察其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点，往往为不少研究所忽视。实际上，由于中国近代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西学和中学、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各种力量的思想文化冲突始终呈一种多极交锋的态势，从而使部分史家的思想也往往带有多元的矛盾性格。不少史家的思想虽有其基本的阶级倾向，但又夹杂着其他阶级的思想成分：或以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为主，而杂有封建残余意识；或坐守封建史学的藩篱，而受到一些近代治学方法的影响；或始终处于变幻不定之中，有的前后思想立场变化很大，甚至跨入了不同的阶级阵营。由此带动了某些史学观念在不同派别间的流动。而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各思潮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显得更多。如作为“新考证派”大家的陈寅恪，其治学路向就与持新人文主义观念的学衡派有接近的地方；后来投入国民党政府的“食货派”领军人物陶希圣曾明显受到过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的甲骨金文和古史研究，在方法上则颇得益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学术；倡导实用主义的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学术上受国粹派章太炎的影响不小，但其主张与后者“保存国粹”的理念却存在相当的反差。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和流派演变中出现的上述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我们的研究，固然要注意探讨各种主、次流变的因果得失。但却并不能简单地依据是否主流和非主流来判别其优劣。每一时期学术主流的形成固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主流并不代表着最正确或最优，非主流也并不一定是由其自身的错误或无价值造成的。何况有时主、次流还会出现角色的互相转化。从学术史的发展看，任何主流，都是以非主流开始其最初脚步的；一旦成为主流后，往往引来众多追逐者，风会所趋，人人以“预流”为荣，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亦随之而来，由此伏下衰变的因子。所以，在涉及各时期学术主流和非主流的研究中，不应上下其手，厚此薄彼，在态度上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地分析各自的优劣，以为发展今后学术之借鉴。历史的经验表明，学术史和史学史的发展，需要营造一种比较宽松的学术生态，在理论和方法上，尤其要容忍、鼓励甚至提倡多元状态的并存，因为学术真理只有在与不同理论、方法和观念的并存比较和争论摩荡中才能彰显其长，才能不断改进完善自己。我们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总结，应当为推进这一良性学术生态的建设发挥正面作用。

应加强对历史知识社会传播方式

及其作用的考察

国民素质乃至大众行为意识的养成，除受其社会生活环境及经历的基本制约外，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所受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各层次）。其中，历史知识因生动而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等特点，其传播对普通民众思想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尤不可忽略。中国古代儒家所谓的“教化”，虽以“纲常伦理”的经学说教为其核心，但在方法上，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一路径实现的。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抵抗外来侵略、激起民族自尊自信等社会思想的动员中同样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只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及其价值观较过去已有很大的差别。

在传统社会，由于中央集权帝制的强固统治和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社会文化普及程度低下和传媒渠道的偏少，使历史知识及其正统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得以长期维系在一种相对凝固少变的状态。清亡以后，旧知识体系和权威即被打破，而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和思想逐步解放，以及整个社会文化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但历史知识的社会传播方式大为拓展，出现了报刊、广播、电影等不少新型快捷的媒体，其所传播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一变局对大众历史观的形成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现代专业史家是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的？社会大众历史观念和行为意识的形成，究竟有多少来自专业史学的影响？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专业史家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观念经过社会传播影响到社会大众，有没有发生变异？如果有，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

自然，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各种新学科的产生和知识体系的不断丰富多样化，史学作为大众知识来源的比重已较传统社会有所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该方面的功能有所减弱。尽管在时下不少人的眼里，历史知识似乎只是老皇历，不切当今之用，最多也只能供作饭后茶余的谈资。而随着中考、高考中历史考试占据比重的大幅降低和可有可无，以及大学阶段非历史专业不用再读历史一科，更大大压缩了严肃历史知识的传播渠道。但与此同时，却不能不看到，在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新型传媒和娱乐途径，各种非正规甚至被歪曲的历史知识却大行其道，依然极大地影响着大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从史学专业工作的层面看，无论是在个人教学、科研项目的设定，还是管理层的考核要求上，现在的关注却完全聚焦于学术本体，对于历史知识如何面对社会大众以及在这方面的影响，则甚少涉略乃至几乎不考虑。由此导致史学专业研究成果的受众越来越小，这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史学专业与社会公众、历史知识普及与提高之间原本存在的密切关系。

目前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史学史论著，虽对历史知识的社会传播有所触及，如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运用历史知识向社会所作的救亡或革命宣传，抗战时期史学界兴起的历史通俗读物编写风气等。但总的来说，关注的还只是史学工作者一方的活动，至于这些活动究竟在社会大众中引起了哪些反响，作用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仍缺乏具体的事例和论述，显得比较“虚”。

这些情况，如果任其发展蔓延，结果只能使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日趋萎缩，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知识在教育人、养成大众的人文和道德素质方面仍有其不可忽略的功能，故如何依据时代的变迁，改善和继续发挥其在提高国民素质中的作用，应当成为历史学界和我们现当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事实上，史学史研究存在的上述短板，既与该方面的材料分散难找有关，也与现代史学的某些流行观念不无关系。为了克服传统学术过于依附“政治”的弊端，现代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有人十分强调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以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到公正不偏。科学实证派的代表傅斯年，理论上更将“科学的”历史学仅视为学术圈内之事，认为“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10]尽管在谈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时，他也承认应注重知识和道德教育功能，使之成为“有形体、有神采、能激发人，能锻炼人的书”[11]。只是在他看来，这并不属“现代史学”的范围，而是另一层面的工作。应当看到，此类观念至今仍在学术界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目睹“文革”“影射史学”和以史学为政治作注脚的种种弊端后，史学的信誉一度一落千丈，许多人痛定思痛，主张“回到乾嘉去”，更使部分史学工作者平时不愿关心或从事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致使史学专业工作与社会公众间的关系日形隔膜。可见，“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如发挥过当，同样可能引发另一种偏向，这对于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史学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知识积累和自我反思的文化行为，其完整的过程本应包括历史记录或记忆、史实的考辨解析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发布及其影响等环节。而目前的史学史研究，基本工作都集中在史家对历史文献的收集、积累、研究、解释、传承和对学术界的影响等方面，对于历史知识如何在整个社会大众中传播并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意识，却甚少涉略。这种现象，不能不是一种缺憾。应当看到，中国的重史传统，不光表现为史家对历史知识的积累传承，也反映在整个社会和民族注重读史、习史和以史益智的习俗上。同时，这种社会习惯或要求，也必然会反过来对史学自身的发展产生某种影响。进入现代社会后，史学作为大众知识来源和形塑大众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法的载体，其为人伦日用提供经验参照的基本社会功能依然未见丧失。对此，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理应有所反映，这样做不仅可以改进史学史研究的框架，而且对于完善史学的社会运作机制，也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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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69.

[3]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九期），1905.

[4][1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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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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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复观.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431.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2.

[11]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58.

实习编辑 阮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