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能研究一些问题当做人生最美好、最有趣的生活。年届九旬的他，如今依旧声如洪钟、文思泉涌。

一天，南开大学的一个年轻人去天津图书馆翻阅民国时期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报纸的合订本很厚，上面堆积着灰尘。管理员说，这份报纸除了一个卷发的老爷爷看过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被人翻过。一听到“卷发老爷爷”，青年学者心头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定是魏宏运先生！

“90后”魏宏运，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至今他不挂笔，也不闭门谢客，虽然没有了在职时的硬性任务，却依旧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日读书做文章。

他把能研究一些问题当做人生最美好、最有趣的生活。

若非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年届九旬的“卷发爷爷”依旧声如洪钟、文思泉涌、精神矍铄。耄耋之年仍有如此精力，他说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自己毕生所挚爱的事业：“搞历史的人，脑子不能闲着，多用脑子，心智也就不会那么快地衰老。”

守愚而能苦学

回望70年的治学生涯，魏宏运给自己的画像是“守愚而能苦学”。他常说，学术征途上没有平坦的大路，要下苦功夫。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人觉得历史研究很枯燥，但魏宏运却“一进入研究状态，就感到其乐无穷”。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计划设立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学校安排他讲授该课。当时很多人不把中国近现代史当做学问，认为研究历史越古越好，他却乐于开风气之先。

1980年代初，为配合教学，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先后被百余所大学选作本科教材，并远销美、日、法等国。他成为学界公认的现代史研究奠基人之一。

魏宏运率先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现代史领域，运用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华北区域史和抗日战争史，体现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1990年开始，他先后数十次到华北农村开展社会调查，采访过的农民不计其数，抢救了大量的一手资料，2012年出版了逾千万字的4卷本《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

早年就读辅仁大学时，外教的授课给魏宏运打下了很好的语言基础。他给学生透露学习英文的秘籍：在于坚持。即便是“文革”时期，他被红卫兵监督烧锅炉，心里还在默背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了每天阅读China Daily的习惯。

改革开放后，魏宏运曾受邀远赴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在4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讲学。1983年至1984年，魏宏运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美国蒙塔纳大学任教。尚未开学，当地报刊就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和学术简历，以至于一见面，一位当地的教授就说：“你已经成为我们这地方的名人了！”

“四大皆空”

魏宏运一般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娱乐活动，把行政工作以外一切时间都用来做学问，被人笑称为“四大皆空”。

年轻时，由于工作非常繁忙，儿子出生要施行剖腹产，他都没能及时赶到医院签字。

在学生们眼中，“卷发爷爷”的生活极为简朴。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随老师一同去北京接一位美国学者。等候期间，在高级宾馆的大厅里，老师毫不避讳地拿出从家里备好的鸡蛋、烧饼、咸菜，与学生分享。

魏宏运出生于陕西农村的一个清贫之家，从小饱受饥寒之苦。慈母早逝，父亲随杨虎城将军常年在外征战。

他对历史的兴趣源于父亲的影响。小时候，父亲常给他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稍长，又教他读《左传》《读通鉴论》《古文观止》。1946年，由于仰慕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他考入辅仁大学。1948年，解放军已经兵临平津城下。作为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天津支部3名成员之一，魏宏运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调查国民党在天津的军事部署及设施、军队布防情况。1951年，他毕业后，留在南开任教。从一个革命学生转变为一个教师、学者，开始了教学人生。

魏宏运的家中有一个小图书馆，里面的书籍是几十年中陆续积攒下来的。他觉得自己像是个馆员，在书籍的天地中，所有的杂念都会被抛诸脑后，所想的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别看他生活上很“吝啬”，对于学术事业却“出手阔绰”。他刚工作不久，为了更多地搜集资料，常常去图书馆抄录卡片，有时候一个人忙不完，他就雇人抄录，每张卡片3角钱，以至于家庭开支除吃饭费用外，全部投入搜集资料。

今天，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魏宏运先生，仍满腔热情地在指导着青年教师、博士生们进行研究工作，仍坚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仍保持着泡图书馆、翻旧报刊、做资料卡片的老习惯……“历史并不单纯，它复杂而曲折，当你有兴趣去深入探究，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卷发爷爷”说自己还要继续耕耘，把“历史长河中形形色色的过往归纳整理，记录下来”。

（责编：萧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