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这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所在。讲中国传统史学，不能脱离经学来讲，正如讲中国经学不能脱离史学传统一样。自司马迁继孔子《春秋》事业而作《史记》，中国史学建立起自己的传统，“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这一史学传统非常有意识地构建了一种历史连续性，那种把所有的遭遇、突变、事件最后都拧成一股绳的连续性，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中，历史不再是事实及其联系本身，而成了“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的经史之学，使得“统”的观念（“正统”“大一统”“道统”）成为中国文化内在自我意识最核心的部分。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新史学运动，本质上是要破除、推翻这样一种历史连续性，或者说历史通则，也就是“道”，而要建立新的合于时适于世的“道”。所以晚清新史学的倡导者都打算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这和“五四”以后新史学主流即科学的历史考据学是不同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西方史家批评中国史学，说得很深刻，如英国浦郎穆（J.H. Plumb）说，他意识到中国传统史学里面有着一种历史通则，但那完全是特殊的，很难了解。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则致力于攫取西方的通则，以应用于中国材料。他说：“一旦旧的通则被取代了，中国历史就碎尸万段了。”如此说来，中国新史学建立之初，已经赶上了史学“碎片化”的潮流。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史学的建立，首先是一种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的建立：要不断扩大材料范围，要使用第一手材料与经过整理的传世文献互相考辨，正如傅斯年的名文《史语所之旨趣》所论述。但这个方法背后有一种精神和旨趣，即以上述方法为途径来无情地质询原有的历史叙述，并谋求建立新的历史叙述。西方的历史通则，是经过“新材料”和“通则”之间反复辩难而得出的精确产品。现代史学的成立意味着，在西方，“历史”作为被建构的知识体系必须不断经受质疑、批评和重建。中国新史学建立已有百余年，扩大和考辨历史资料的方法已经精熟，但是，要在历史通则和新资料之间建立一种辩难关系的观念似乎并没有成为常识，中国史學界流行的还是将“理论”与“实证”二元对立的观念。我更没有自信说，中国现代史学已经建立起历史通则和新材料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仍处于应用西方历史通则于中国资料的境界。纵观日本、欧美史学界，尤其是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细部实证研究往往与宏观理论建构相配合而进行，严耕望曾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善于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下细密功夫。而且，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还有学派之争，比如“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之争，这就是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对历史的宏观理论建构。这本来是现代史学发展应有的辩证道路。但是，反观当前中国史学界，却殊乏对本国历史进行宏观理论架构的意愿和能力，更看不见什么学派之争。近年来，风行中国读书界的是日本讲谈社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又有“哈佛中国史系列”，皆由正在活跃的权威学者撰写，综合最新研究成果，观点新鲜，论述生动。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读者正在接受的，主要是日本、欧美学界的中国史观。而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断代史系列，比较通行的仍然只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十五种，都是学界老辈所撰，虽然经典，但观点和材料都显得陈旧，仍然以“五种生产方式说”作为架构中国史的基本理论。对比之下，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是有些不正常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新史学，至今为止，也没有使“中国历史”成为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和重建的知识体系。

我们这一代学者，八十年代中后期上大学，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学术岗位，选择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心中隐隐有一种超越专业本身的思想追求，那就是在革命之后主体性地重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重建“传统”。可就在这个时候，后现代来了，全球史也来了。全球史对破坏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叙事是很有力的，但与后现代一样，它标榜“去中心”“去主体”，反对任何同质性、统一性的历史叙事和文化观念。这使得我们的目标一下子就又落后了。可问题是，那种破坏一切中心、打散一切主体的力量仍然来自西方，那个位置仍然是西方！若只有西方人在探索世界史，连中国人也在用西方人的方式来探索自己的历史，能有真正的世界史即全球史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总的发展方向是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其结果却不免成为西方汉学主要是战后美国中国学的一部分。有学者批评说，这样的学术移植使得人家的问题成了我们的问题，而不能面对中国历史、现实的真问题。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对西方汉学的种种观念前提进行更根本的质询。当我们也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对于西方来说，无法构成一种真正不同的“过去”。其实所谓“新清史”在西方学界本无太大影响，它所持的对中国史的基本看法与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中国学界却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和争论，它意味着，西方的中国史观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自我意识—由中国史学传统所建构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观念，发生了更正面更大范围的冲突，这才是真正不同的“过去”相互接触和竞争的开始。

如果说西方是一座辉煌的殿堂，那只有建立起其他的辉煌殿堂，才能使之真正的相对化。否则，后现代、全球史式的自我破坏和解构也仍然是自我中心的。

中国现代史学尚需积累那种系统的具有虚构性质的历史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传统经史之学，重建一种能不断自我批评和发现的历史连续性，唯有如此，才能成就一个彼此相对化的世界，才能有真正的“全球史”。